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推进及海外投资合作的持续拓展,“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截至2016年8月,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投资建立的各类双、多边产能合作基金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累计已超过511亿美元;与沿线国家签订承包工程合同累计金额2790亿美元。但应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问题亦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制约“一带一路”项目顺利实施的障碍,并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的效率及最终投资成果。其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海外投资风险问题,如宏观层面的国别风险、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以及更为隐形的微观风险,如文化风险、道德风险及环境风险等。在实际操作与项目落实过程中,“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项目还常常面临诸多意想不到的“另类”风险。

东道国内部不同地区为了争夺各自区域利益最大化而导致“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迟延及受阻。例如,为了改善A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国与A国政府达成协议,共同投资修建一条联通多个地区的骨干高速公路。在A国中央政府层面,这一工程项目得到高度认可,但在地方落实过程中却往往遇到许多阻力和问题。为了使本地区的利益最大化,各地方政府争相要求该高速公路通过其所在区域,并通过各种方式延长公路在其境内的里程数及覆盖范围。在此情况下,公路工程设计路线、所穿越的省份及最终覆盖范围等重要决策难以如期敲定,从而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给整个投资计划带来额外的风险及不确定性。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突发的重大自然灾害及其附带的社会动荡也会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造成直接的重大负面影响。例如,中国与B国签订协议,共同修建穿越多个地形地貌的、跨地区省级高速公路。但在施工工程中,由于出现特大灾害性自然天气,如连日暴雨、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工程区域挖开的路段被淹没或严重损毁,行人及车辆无法通行,从而给该地区的居民生活、出行,甚至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B国地方政府未能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尽快改善受灾地区交通条件并对灾区群众予以必要援助,位于损毁工程路段周边的当地居民往往会对工程项目方发泄不满,并引发附带的民闹事件等社会动荡,给海外投资项目造成巨大损失。

由于他国的干涉、国际外交压力,以及敌对势力的影响,“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也可能受到严重阻碍,甚至是被迫停滞。例如,C国政府极为欢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其进行长期投资,以协助发展该国的公路、铁路及港口等各项基础设施。同时该国的企业、民众也欢迎中国企业实施相关的工程建设。由于C国本身较为弱小,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当临近的超级大国D对其施加外交压力、经济影响,甚至军事威胁,阻碍C国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投资项目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及国家利益,C国往往不得不放弃有利于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或者被迫中断正在进行的相关工程项目,从而给中国的海外投资造成了重大风险。

东道国所处的经济时期也可能直接影响“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落实与进展。例如,C国作为一个典型的转型经济国家,虽然其私有经济与私有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政府实际上依然掌控着各种经济与社会资源,并对国民经济起到控制和主导作用;同时,国有企业也把持着各产业部门的核心命脉。在“一带一路”项目投资推进过程中,虽然该国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欢迎中国政府和企业到当地投资,共同建设各类基础设施项目,但由于该国政府部门与其国有企业的工作效率极低,并伴有腐败等其他问题,投资项目往往进展极其缓慢、时断时续,大大影响了整体的项目规划及投资工程进度。虽然当地的私营企业更具效率、商业运作更为灵活、更加市场化,并能以更为低廉的成本高效完成相关项目的施工和建设,但由于C国政府及国有企业完全掌控这些项目的签署与实施,为此私营部门常常难以参与到其中。这一矛盾的情况也常常影响我国海外投资项目的落地及顺利实施。

此外,由于对当地传统、民族特性,以及群体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也会遭遇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与问题。例如,在某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历史传统而形成的松散的劳动习惯和较为随意的工作习俗,当地员工在工作时间以及工作纪律方面表现出“习俗性”散漫(但在当地看来是正当的、合理的),如较短的工作时间、过多的中间休息时间(如茶歇时间),罕有正常工作时间外的加班工作。而这往往与参与当地投资及项目建设的中国企业较长的工作时间、严格的工作纪律,以及默示的、“常态性”加班制度产生严重的冲突,引发产生文化层面的误解,并进而导致对中国企业的负面印象(如中国企业剥削当地员工,剥夺其正常休息时间等)及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错误解读。另一方面,某些国家和地区对待时间“不够敏感”,“常态性”推迟会谈的时间,也会影响海外投资项目的适时进展,从而给“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带来额外的“文化风险”。

总之,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的多元化、历史与文化的差异性、传统与习俗的复杂性,以及在具体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诸多不利因素及不确定性,我国“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在未来依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另类”风险。为此,政府层面与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对海外投资风险的防控,逐步建立良好的、针对性的、可持续的投资风险识别及管控机制,常效风险治理框架,以及减少、规避投资风险的专门机制与措施。同时,还应与东道国一道就某些特定突发、重大投资风险建立应急管理措施与紧急援救机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我国“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的负面影响及其附带的经济损失。

来源：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