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这本书，算上最近的一次重温，已经是我第三次阅读它了。第一次看《围城》，是在初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它是初中必读课外书目里的一篇。当时为了应付语文考试，勉强读了下来，只记得大致的小说情节，以及对主人公方鸿渐这个倒霉角色的暗暗同情。第二遍读《围城》，是在大学期间研究文学语言的课程上，主要是对小说语言风格、讽刺艺术做剖析研究，体会文化学者钱老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辛辣独到的语言写作艺术。而近期的再次重温，却颇有种“少年不识书中意，再读已是书中人”的感慨。

在1949年《围城》再版的《序》里，有钱钟书的这样一段话：“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再读《围城》，我读出了许多无可奈何，想到许多人事，也从主人公方鸿渐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影子。

方鸿渐的庸常造就了他事业、婚姻，乃至整个人生的“围城”困局。

方鸿渐带着假博士文凭回到上海后，在周家的点金银行挂职，后因轻浮浪荡被周家夫妇扫地出门，在失业、失恋的双重打击之下，与赵辛楣等人去内地教书。然而到了三闾大学，却被老奸巨猾的高松年降为副教授，还因自命清高和缺乏人情世故，接连遭受“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韩学愈的排挤刁难、外语系主任刘东方的歧视压榨，最终成为了党派之争的牺牲品。回到了上海，经赵辛楣介绍在报馆的资料室工作。不料报馆负责人向敌伪势力投降，方鸿渐毅然决然地辞了职。之后方鸿渐想去内地投奔赵辛楣，却遭到妻子的强烈反对，两人为此大吵一架，最后不欢而散。从方鸿渐的工作轨迹上海—内地—上海—内地来看，方鸿渐的事业就像一座巨大的围城，他进而出，出而进，百折千回，一无所成。

方鸿渐的恋爱过程有四个重要女人。首先是风情万种的鲍小姐，不曾谈过恋爱、空虚庸俗的方鸿渐一下子就被鲍小姐迷得神魂颠倒，待看到鲍小姐的未婚夫后方知自己被骗。其次是大学同学苏文纨，同时她也是摧毁方鸿渐初恋的罪魁祸首。苏小姐痴迷于与方鸿渐等人玩弄爱情与智力的双重游戏，然而方鸿渐却不爱苏小姐。然后是苏文纨表妹唐晓芙，她是方鸿渐的白月光，然而命运捉弄使方鸿渐与之失之交臂。最后是既柔又嘉、工于心计的孙柔嘉，她是方鸿渐在三闾大学任教期间的同事，也是把方鸿渐引入婚姻“围城”的妻子，然而婚后的种种不顺，使他们最终不欢而散。“（婚姻）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中的这句“围城”名句，道出婚姻的真谛，说尽生活的本质。方鸿渐在经历爱而不得的恋爱“围城”后稀里糊涂地踏入婚姻“围城”，最后又万念俱灰地逃离。

“围城”不仅反映了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困境与桎梏，也折射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的复杂和黑暗，充斥着作者对当时文化意识、道德观念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人生处处是围城。杨绛先生曾言：“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用《谈艺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当境厌境，离境羡境”。因此我说，从方鸿渐的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影子。“围城”心态根源于人的欲望，正如叔本华所说“欲餍愿偿，乐即随减”。然而，我们不能像方鸿渐那般能力撑不起野心，能耐赶不上欲望，而应与自己的平凡和解，调整期待，奋发图强，突破局限，从而摆脱庸常。

张爱玲说“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强调“人生虽然痛苦，但并不悲观。”所以，无论处于城里城外，都不要忽略当下的生活，美好的时光。毕竟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汇鸿中锦  朱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