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呼吁减少对中国制造的各类商品尤其是战略物资的依赖，主要计划的措施有两种：一种方法是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回美国国内，另一种方法是将供应链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东南亚及非洲一些地区。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的暴发使美国政府加紧了对相关企业（如苹果、特斯拉、台积电等先进制造企业）产业和投资回流、转移的呼吁，加速了美国政府对以上措施执行速度和力度。在年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宣称，将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国从中国变为其他国家，将为美国节省5000多亿美元。

但是目前看来，要在短期内试图说服数量众多的各类跨国企业将供应链以及各种投资项目大范围转移出中国，那只是美国政府和部分政客的一厢情愿。虽然经过美国政府近期强力地宣传和游说，部分企业如台积电、苹果公司等加大了在美国的投资、新建生产线和研发中心，但是目前来看，这些都只是个例。根据央行《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721.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3%，降幅较第一季度收窄9.5个百分点，外商投资预期和信心稳定趋好。

一、中国的优势

1.制造业规模庞大

中国集聚了众多覆盖面广、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企业，包括纺织服装、生物制药、半导体、车辆制造等等。从前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从其他国家的投资和对外贸易数据可知，部分企业将生产制造转移到了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越南、缅甸、柬埔寨甚至日本都是最明显的收益者。但是显然，没有任何其中一个国家具备完全或者大部分吸收中国产业转出的能力，正是因为中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规模，任何产业、企业离开中国的成本都是高昂的，并且步伐十分缓慢。

2.完善的生产要素

根据不同种类的制造业对不同生产要素的需求程度不同，可分为不同指向型的制造业，例如水果生产是原材料指向型，纺织服装属于劳动力指向型工业，炼钢厂属于能源指向型工业等等。在由不同类别制造业组成的产业链中，拥有能够满足不同企业生产需要的生产要素就至关重要。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集聚了丰富且完备的制造业生产要素：经过政府和各类企业长期投资，我国形成了深厚的供应商网络和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对制造企业的可靠支持，形成了良好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国务院于2019年下半年开始部署精准施策加大力度做好“六稳”工作，各地政府迅速出台各项“稳外资”配套措施，加快推进外资重大项目落地。我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通过日趋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凭借庞大的劳动力基数，因此积累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熟练制造业工人。2019年，经过美国政府游说，富士康承诺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设立工厂，并创造 1.3 万个就业岗位。同时，综合各方公开数据，中国仅郑州富士康工厂就至少拥有20万左右工人，是美国工厂的15倍以上，并且根据富士康对美国当地政府的承诺，仅仅创造1.3万个岗位就需要至少4年时间，可见在转移生产线的过程中，消耗的时间成本也十分巨大。富士康公司在5月中旬曾向媒体表示，“很难将移动设备的组装转移到美国”。

3.庞大的国内市场

毋庸置疑，我国拥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我国消费市场不仅庞大，而且增速较快，并长期保持稳定。根据我国商务部数据，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元，首次超过40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0%，增速较上年放缓1个百分点，总体保持平稳增长。国内专家预计，2020年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品市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以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促进的战略通过发展国内消费市场，促进国内消费量的爆发和结构升级，形成更加完整的内需体系。在我国人均GDP刚刚达到1万美元左右的阶段下，我国国内消费市场发展潜力相当巨大，个人消费能力亟需进一步释放。如果说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对各大跨国企业形成的政治压力是外国产业资本留在中国的阻力，那么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独一无二的消费能力潜力将是外资继续进入中国的无可阻挡的强大动力。因此，保持产业链在中国境内生产制造对各大跨国企业仍具有重要意义。

二、疫情之下转移绝非易事

疫情之下，全球绝大部分公司都在尽力保证现金流持续、努力生存时，将原本已经根深蒂固的中国制造基础转移到其他国家并非易事，不符合企业的经营利益。3月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答记者问时表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鼓吹产业链转移既违反时代潮流，也违背经济规律。从国家来看，当前众多国家吸引制造业回流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各类花样繁多的税收优惠和投资补贴，一方面看上去金额巨大、诚意满满，能够覆盖企业转移的经济成本，但实际通常补偿协议中暗藏玄机、条件众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想要获得外国政府所许诺补贴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国政府债务水平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长期执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无以为继。以美国为例，近年来仅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稳步上升趋近于100%的水平，而在疫情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失业救济和企业复工复产扶持政策，都需要规模巨大的财政支持，定会将债务水平提高到历史新高，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水平。因此，外国政府需要认真考虑产业转移补贴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成本。

（中锦公司 李天路）